香港開埠記(下):一場奠定港島面貌的瘧疾瘟疫

【曾經的珍珠】

BRIAN LIU

1843 年 5 月 3 日,即香港正式被授予「直轄殖民地」(Crown colony)名銜前一個月,尚未就任港督的砵甸乍(Henry Pottinger)以英國全權代表身份,從維多利亞城的核心中環騎馬到名為西角(West Point)的山坡,即大概今日西環警署位置,當年為英軍第 55 步兵團的軍營所在地。砵甸乍視察軍營發展的同時,原來一場瘧疾瘟疫亦正在營中醞釀,緊接的半年便會肆虐全城。

損兵折將的神秘疫症

都柏林聖三一學院建築史助理教授 Christopher Cowell 專研大英帝國建築與城市空間規劃,曾經發表論文,探討這場瘧疾疫情如何決定香港今日的空間佈局。該研究指出,瘧疾病原體為瘧原蟲,以瘧蚊為宿主傳染人類。香港爆發瘧疾,原因之一是英國殖民期間,不經意從外地引入瘧原蟲,但當時西方尚未有細菌理論,無法確定病因,往往不懂得有效防疫。

在維多利亞城成立的兩年間,不少建築物都是急就章興建,西角軍營便造價低廉,疑似興建在荒廢梯田上,成為蚊蟲滋生的溫床。另一方面,1842 年「南京條約」簽署後,雙方仍等待確認換約,期間英方要求重新釐清土地所有權,砵甸乍遂於 1843 年 4 月下令所有工程暫停,皇后大道兩旁的多個地盤變成水坑,成為瘧蚊滋長的理想環境。在所有不利條件聚合之下,一場瘧疾瘟疫已經在所難免。

Hong_Kong
1865 年中環海濱,海岸線大致為今日的德輔道中,舊稱為寶靈海旁中,右邊為第一代渣甸大廈,其左邊為畢打街。

第一波疫情由 5 月開始至 7 月,當局察覺發燒病人無端急增,更接連有患者病逝,病例主要集中西角軍營及城東的黃泥涌,即是今日的跑馬地。官方曾以為中環地區可以倖免,但第二波疫情由 8 月開始蔓延全城,疫症更得名「香港熱」。截至同年 11 月疫情退卻為止,瘧疾奪去軍方 24% 人員性命,有 10% 洋人居民染疫死亡,估計華人死亡比例相約,但官方卻沒有統計數據。

為求免疫,政府官員和多名商人避難澳門,駐港海軍也不敢上岸大興土木,又以醫療船為總部,但首位駐港海軍高級軍官山豪士上校(Le Fleming Senhouse)依然染疫身亡。最坎坷必定是第 55 步兵團,共 526 名士兵,竟然病死 242 人。駐港陸軍司令德忌笠(George Charles d’Aguilar)甚至宣稱:「如要守住香港,每三年便要折損一整個兵團,如要有 700 名士兵執勤,便有需要派兵 1,400 人。」

居住半山區可保障健康?

初開埠便受到神秘疫病侵襲,難免衝擊商界對前景信心。政府於是多次委任專家調查疫情,有委員會在 7 月推斷病因是西角植物繁茂、天氣炎熱、軍人長期夜班工作,但當疫情擴散全城後,澳門英文報刊「廣東周報」(Canton Press)又推測,可能是陽光下長期曝曬所致 —— 當時確實有理論認為,無瓦遮頭是發燒成因,換個角度批評砵甸乍 4 月下令地盤停工,以致減慢建屋速度。

Henry_Pottinger-600x904
首任港督砵甸乍肖象,由蘇格蘭人像畫家 Francis Grant 繪畫。

經過多次調查和爭論後,港府內部開始凝聚共識,空氣流通被視作關鍵。駐華英軍總司令索爾頓勳爵(Lord Saltoun)副官根利咸(Arthur Cunynghame)在回憶錄中提及,維多利亞城位於港島北岸,背後有連綿山脈阻隔夏天的西南風,令城內悶熱,空氣難以流通,城東的黃泥涌更有稻田和植物散發瘴氣,相信是致病的源頭之一。相對而言,赤柱駐軍只有很少病例,證明南岸在夏天有通風優勢。

海軍醫療船的醫官韋遜(John Wilson)發表報告,同樣呼應根利咸的觀點。他依此建議海軍醫院選址要「適度提高位置」(moderately elevated position),增加病人的存活機會。隨後有愈來愈多專家都認為,在山腰建屋可以促進健康,首任裁判官威廉堅(William Caine)在高地興建的監獄,囚犯死亡率奇低,更令發展商確信位置愈高愈保障健康,香港島半山區(Mid-Levels)也於焉而生。

軍方在金鐘的掠地大計

至於西角軍營,疫後固然受到軍方唾棄,但找甚麼地方重置軍營,就引發軍方與文官政府的衝突。其實早在爆疫以前,軍方已要求在今日金鐘區重置軍營,但受到砵甸乍百般阻撓。因為港島平地稀少,維多利亞城需要以中環為中心沿岸擴展,東側的金鐘貴為市中心地段,理應發展商業最合適,但假如被軍方所盤踞,必然會打斷橫向的城市結構,阻礙中環與灣仔和銅鑼灣聯繫。

Spring_Gardens_Hong_Kong
在灣仔發展的臨海花園洋房,曾經為洋人休閒聚居地,畫作由 Murdoch Bruce 繪製於 1846 年。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當時金鐘雖然有軍械庫、軍需處和指揮總部,但同時建有住宅、倉庫,而且有人煙鼎盛的廣州市集(Canton Bazaar)和摩根氏市集(Morgan’s Bazaar)。砵甸乍既歡迎市集擴張,又視金鐘地皮為 1844 年 1 月賣地的焦點,屬全城最貴價地段之一,因此下定決心阻撓軍方全面吞併金鐘,甚至不惜重購軍方用地。砵甸乍亦深信,軍隊應繼續駐紮西角,以守護維多利亞港出入口最合理。

可惜,軍方成功把握了西角爆疫的時機,強推重置軍營計劃;另一邊廂,砵甸乍因防疫不力而處於劣勢,其身為英國全權代表,經常要離港處理外交及貿易事務,同樣令軍方有機可乘而佔盡上風。

在無視砵甸乍的意願下,工兵少校艾德柱(Edward Aldrich)受命於軍方研究重置方案,在 1843 年 6 月 28 日發表 16 頁報告,計劃吞併整個金鐘區至今日香港公園的半山區,建成域多利兵房(Victoria Barracks)及美利兵房(Murray Barracks),形成自足的軍事社區。如今搬遷至赤柱的美利樓、活化成茶具文物館的旗桿屋(Flagstaff House),均出自艾德柱手筆,建築都兼顧通風和遮陰考慮。

索爾頓向砵甸乍呈交重置方案時,以毫不客氣的口吻迫對方就範:「這個或任何其他防禦工事計劃,都是軍方人員受命制定,並得到我作為軍方司令的認可,你應當立即作出決定,如你樂意的話,我們都可以等候局長和國會批准。」

Wyndham-Street
1846 年由畫家 Murdoch Bruce 繪製,位置為中環雲咸街與皇后大道交界。

可以想像砵甸乍收信後定必暴跳如雷,但除了向倫敦政府重申理據外,砵甸乍其實無能為力。最終,香港爆疫消息與軍營重置方案幾乎同步抵達倫敦,時勢都不站在砵甸乍一邊,金鐘成為軍方囊中物,砵甸乍亦意興闌珊下於翌年離任。

1843 香港再出發

軍方盤踞金鐘後,金鐘道兩旁的市集和民居一律清空,過百年間,金鐘區都是重門深鎖的軍事重地。直到 1970 年代,軍方才逐步騰出用地供港府重新發展,後來建成香港公園、酒店及商廈建築群,但金鐘仍沿用地名 Admiralty,意即「海軍部」。當年規劃軍營的艾德柱,以其命名的東區海灣 Aldrich Bay 將被中文翻譯為「愛秩序灣」。

中環無法向金鐘擴展後,商業活動改向上環方向延展,鄰近中環的華人市集和民居被逐步迫遷,安置到上環太平山街一帶,形成實際上的種族隔離政策,在 1894 年鼠疫爆發之前,港府都甚少介入華人社區事務。至於西角軍營,1844 年拆卸以後彷彿不曾存在過,新規劃的薄扶林道會穿越軍營舊址,此區亦將取名「西營盤」,1850 年代起重新發展,安置因太平天國起義而落難的大批華人。

在今日灣仔春園街,鴉片商人顛地(Lancelot Dent)原先興建多座臨海洋房和一座泉水花園,曾打算發展為市郊的洋人後花園,但隨著金鐘軍事區阻隔灣仔與中環的聯繫,洋人又爭相遠離岸邊、遷居半山,發展大計也隨顛地離世幻滅,地皮最終轉售給華人,從此風光不再。原來泉水花園 Spring Garden 之名,意指「泉園」卻被誤譯為「春園」,為今日春園街街名的典故。

這場瘧疾瘟疫由於死者眾多,原來位於灣仔山邊的墳地不敷應用,當局要在黃泥涌的西側開闢新墳場,即我們今日所熟識的跑馬地墳場,毗連更有天主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和祆教墳地。曾幾何時,這裡還標誌著維多利亞城的邊陲,也是居民共同的心理邊界,如夢魘般警惕著初代居民瘟疫的可怕,以及開埠初年的艱苦歲月。

Central1895 (1)
香港開埠之後50年嘅樣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標誌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