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獨立到崛起,伴隨美國 200 餘年的憂患意識

【美國大勢】

BRIAN LIU

「美國民主末日」、「美國世紀落幕」、「美國時代告終」「……

諸如此類的標題,近來散見各大美國報章評論,彷彿美國大勢已去。美國史學家 Maurizio Valsania 文章卻提醒,早在美國獨立之初、還未榮登世界霸權之時,輿論已經憂心國運衰落,這股悲情其實伴隨美國成長 200 多年。

任職意大利都靈大學美國史教授的 Valsania 指出,在美國立國初年,社會曾經彌漫悲觀情緒,傾向覺得國家前景黯淡,即使是政治領袖亦不例外。「美國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第三任總統傑佛遜談及美國奴隸制時,其擔憂更上升到形而上學的層次:「每當想到上帝是正義時,我不禁為自己國家戰慄:祂的正義是不會長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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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紀美國畫家 John Lewis Krimmel 名畫 Election Day in Philadelphia,描繪出 1815 年費城選舉情況。

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在上任前數年曾慨嘆:「我們的國家將像其他國家一樣,將自身事務交到狡猾的傢伙手中。」他在完成一個總統任期後,對前景更見悲觀:「我們沒有蒙受上帝特別的庇佑。我們不是甚麼天選之人(chosen people)。」

當時,英國和法國仍然是世界霸主,位於新世界的年輕美國聯邦,正進行各種民主實驗,國力卻顯得脆弱不堪,以致很多領袖曾經主張,美國需要新憲法與強大的中央政府,方能避免亡國之運。

開國元勛咸美頓、麥迪遜和約翰傑伊(John Jay)便撰寫 85 篇文章,輯錄成「聯邦黨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以說服美國人採用新憲章,其中「悲觀主義」(pessimism)是作品最常用詞彙之一。這不僅是修辭手法,他們在文中確信社會搖搖欲墜,行將墮落深淵。咸美頓稱美國即將面臨「掠奪與破壞」,麥迪遜則批評鼓吹聯邦解體的政客,把美國推向「黯淡與險惡」的未來。

兩種不同的美式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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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所聾啞高等教育學校,座落在華盛頓加洛德大學(Gallaudet University)入口,附近有一個愛麗絲·科格斯韋(Alice Cogswell)和托馬斯·霍普金斯·加洛德(Thomas Hopkins Gallaudet)的大銅像。大學的女發言人丹妮爾·埃諾特(Danielle Yearout)說:它改變了美國。

18 世紀末,總統候選人陣營互相攻訐成為常態。康涅狄格州有報紙警告,傑佛遜一旦當選「將會公開教導和進行謀殺、搶劫、強姦、通姦和亂倫,空氣將彌漫著淚水和苦難,土地將滲透鮮血,整個國家充斥著罪行」。

專研美國早期歷史的 Valsania 認為,我們不應該把上述說法,理解為純粹誇大其辭的競選宣傳技倆。正如今日杜林普與拜登陣營互罵,描述對手當選後的悲慘前景,背後同樣有相當實在的集體情緒支撐,類似的擔憂一直伴隨美國成長。

政治學家 Francis G. Wilson 把這種美式悲情分為「絕對悲觀」與「有條件悲觀」。絕對悲觀者認為,所謂美國根本是個大謊言、大騙局,是詭詐的白人男性玩弄女性、原住民、非裔美國人、工人階級和移民的結果,這樣的國家應當受詛咒、沉淪和被遺忘。

但 Wilson 認為,這種極端厭世情緒,普遍不受政治領袖、記者、評論家與歷史學家歡迎,他們對未來更傾向於有條件悲觀。他們會提出災難即將到臨的悲觀預言,試圖透過解決方案帶來新希望,形象近似希伯來聖經中、猶大國滅國前的先知耶利米(Jeremiah)。

美國國力當然不會歷久不衰,但國運衰落的警示其實由來已久。從宏觀歷史視野觀之,無論客觀形勢如何惡劣,這種憂患意識曾經不斷警惕和動員美國人,為共同目標奮鬥。Valsania 因此相信,同一份美國式的悲觀,終究可以滋養出叫人樂觀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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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第三位總統傑佛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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