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危機:大屠殺的先兆

【重重危機】

唐比利

2020年中國爆發武漢肺炎疫情,又遇上洪患、蝗災,人民上半年抗疫、下半年抗洪,此刻中國政府又發起惜食運動,令中國1代人想起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運動,在1958年-1962年引發的大饑荒。

事實上,今年中国正面臨多重危機,在貿易戰、疫情、經濟放緩和洪患的接連打擊下,習近平不可能坐視這些危機發展,最終威脅到政權穩定。《紐約時報》報導,政治分析人士吳強指出,習政權透過把缺糧責任加在中國人民身上,要人民來勤儉節約。說到底,面對國內外的重重危機下,他和他的幕僚已舉步維艱。

當一個國家天災連年,同時面對環球經濟衰退和國際孤立,就很有機會出現糧食危機。糧食短缺足以引起可怕災難,有學者估計,1958 到 1961 年間,中國的「三年大饑荒」就令 3,600 萬人餓死。去年更有學術研究提出,糧食危機很有機會引致大屠殺。

2019 年,政治學家 Bumba Mukherjee 和 Ore Koren,出版學術著作 The Politics of Mass Killing in Autocratic Regimes,分析專制國家進行大屠殺(Mass Killing)的成因。他們把大屠殺定義為政府在一年之間,於同一地點謀殺至少 50 名平民。他們指,過往研究和事例都顯示,大屠殺和糧食短缺有關,近例有 2011 起的敍利亞危機,巴沙爾處理示威的手法,遠比其他中東政權血腥。有學者發現,衝突爆發前,當地小麥和大麥產量因為旱災而分別急降 47% 和 67%。再早一點的例子有 1983 年突尼西亞的「麵包騷亂」(Bread Riots),當時麵包價格突然急升一倍,引發連串騷亂,獨裁者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下令血腥鎮壓,殺害逾 1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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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學者指出,糧食危機令國民生存受到威脅,自然會引發政治衝突。研究顯示,民主國家因為言論和集會自由得到保障,會比專制國家更容易出現「糧食騷亂」(Food Riots),但專制國家以血腥手段處理糧食騷亂的機率,遠遠高於民主國家。根據 1996 至 2009 年間的統計數據,他們發現明明只有約 17% 人口生活在城鎮,但 56.2% 的大屠殺事件發生於城鎮地區。為此,他們嘗試以博弈論(Game Theory)解釋。當糧食危機爆發,不單民怨沸騰,令民眾上街抗爭,人民和政府之間的互信會完全崩潰,政府則把管治危機放大,以採用極端手段鎮壓示威。大屠殺事件集中於城鎮地區,是因為示威者更易大規模動員,令專制政權更感威脅。

他們宏觀分析 1995 年到 2009 年全球非民主國家的數據,設計出一個邏輯迴歸模型:食品價格波動率(Food Price Volatility)和城市化程度是因,大屠殺事件是果,再考慮當中可能存在的干擾因素,例如人口規模、地點與首都的距離,以及是否處於戰亂狀態等。他們發現,單單是農村地區的話,食品價格波動率不會影響大屠殺事件發生的機率,甚至會令機率降低。可是,城鎮地區的結果就截然不同。兩位學者指出,單是城市化程度本身,就會令大屠殺事件更易發生;若有糧食危機,關聯就更為顯著,當發生旱災時,城市化和大屠殺事件的關聯度會急增超過 200%。

這本 2019 年的著作,只計算了由政府策劃的大屠殺,他們在 2017 年做過另一個研究,發現在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地區,旱災會令叛軍策動的大屠殺發生機率增加 42%,巴基斯坦和印尼就是例證。

1986 年,巴基斯坦發生旱災,全國最大城市卡拉奇就在 12 月爆發大型反政府示威,獨裁者齊亞.哈克(Muhammad Zia-ul-Haq)血腥鎮壓,秘密屠殺很多居民和阿富汗難民。在印尼,1996 至 98 年間全國旱災,同時要面對金融風暴,食品價格大幅波動,96 至 97 年坤甸和丹格朗爆發「糧食騷亂」,97 至 98 年蔓延到首都雅加達,98 年全面失控,引發血腥排華暴亂。蘇哈托早期一度以強硬手段回應,但最後也在暴亂後辭職下台。兩位學者就希望,研究可以令國際社會正視氣候變化和糧食危機,以免發生嚴重的人權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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