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吹自擂「大国崛起」的光環 失色了!

【一场春梦】

雲昇,斯影和梓鵬

重疾老人絶望中從高處一躍而下,無人照看的兒童餓死在家,因投醫無門病死街頭的無名患者, 缺乏防護設備的醫護在社交媒體上吶喊求助。這些既不是中国歷史書裏的記載,也不是災難電影的場景,而是新冠疫情暴發後,發生在當代中国的慘劇。

武漢肺炎在短短兩個多月內,它從中国中部城市武漢蔓延到了全中国和全球100多個國家,導致中国內8萬多人感染,3000餘人死亡 (中国自己宣佈的數字)。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遠超2003年的SARS(非典/沙士)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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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與病毒的鬥爭中,武漢等多地史無前例地被封鎖近兩個月,讓這個1000多萬的大都市變成鬼城,絶望之城;全國範圍內,幾乎所有的娛樂場所關門、學校停課。甚至,中国最重要的年度會議「兩會」四十多年來首次被迫延期舉行。

這彷彿與數月前的場景形成天壤之別。去年10月,中国慶祝中共統治下的國家建国70週年,伴隨著大街小巷一片歡騰祥和和閲兵儀式上昂首挺胸的士兵,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自豪地向數億民眾宣告,「沒有任何力量再能撼動國国家的地位。」

武漢肺炎肆虐下,突如其來一場危機似乎一夜間把這個崛起的大國打回了原形, 讓其僵化的官僚體制,嚴苛的信息管控等弊端暴露無遺,虛高的強国形象在公眾眼中瞬間倒下,公共衛生系統應急預警機制形同虛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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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諉塞責,中国將武漢肺炎病毒說成是源自美國去年10月,五角大廈派出包括280多名運動員和其他工作人員在內的17支代表隊,參加了在中国武漢舉行的世界軍人運動會。

「戰疫」鬥爭的總指揮

伴隨官方通報的確診病例數字每日不斷刷低,中国国家衛健委3月12日宣稱,本輪疫情本土流行高峰已經過去。

幾乎同一時間點,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疫情爆發兩個多月來首次來到武漢。這期間,他雖屢屢強調自己是這場「戰疫」鬥爭的總指揮,卻鮮少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如今,中国當局越來越相信本国的疫情高峰已經過去,出現在媒體鏡頭前的習近平的神情貌似也輕鬆了不少。

但這次疫情全面暴露了中共體制中僵化的官僚制度及由此讓中国社會所付出的巨大代價。種種跡象表明,僵化的官僚制度使得中国在這次疫情中錯過了最初防控疾病的最佳時機。一個顯著的例子便是疫情初起時上報系統的混亂與中斷。

在2003年SARS疫情過後,中国花費數億元資金建立起「中国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意在使得地方上突發出現的新疫情在出現最初數小時內便可直接上報至中国疾控中心。這一系統本應在這次發揮早期預警採取措施的作用。但在疫情防控至關重要的初發階段,這個系統一度因為行政介入被晾在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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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在武漢一家醫院外追悼李文亮醫生。在醫生去世後,對媒體的鎮壓更加嚴厲。

中国媒體《中国青年報》調查發現,12月底疫情發端時,武漢醫院採集到的病例樣本最早並未上報給中国疾控中心,而是送往民營機構檢測,直到1月2日疾控中心才收到第一份來自武漢的樣本。

《中青報》報道中引述消息人士表述稱,1月11日左右,武漢衛生部門官員開始指示當地醫院對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報」,經逐級檢測並在湖北省衛健委同意後才可以上報,之後多日武漢醫療系統停止使用這一內部系統上報肺炎疫情,而武漢衛健委的官方通報中,1月6日至17日均無新增病例。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向媒體表示,武漢是在中国国家衛健委介入調查並要求直報後才開始上報病例的,但中間一段時間因為「不知道什麼原因」停了下來。

這段時間恰好正值湖北省「兩會」召開期間。

每年三月份的「兩會」是中中国最重要的年度政治活動之一,對維護中中国領導人和共產黨的形象地位至關重要。 各級地方政府會召開本地「兩會」,為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国兩會」做好鋪墊。這期間,全国的「維穩」措施升級,對所謂的負面新聞壓制不斷。

1月6日至17日期間,武漢市與湖北省相繼召開「兩會」,在官方媒體對會議的報道中,沒有見到任何官員有提到與疫情有關事宜。湖北「兩會」閉幕後,武漢衛健委才分別在18日與20日兩次通報新增病例百餘例,但這個數據的真實性仍然受到懷疑。

由多名中国疾控中心研究人員發表的論文顯示,1月22日之前,不僅在武漢,整個湖北已有數百人髮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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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商兼國家副主王岐山好朋友任志強稱,習近平是「一位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

 

僵化的「對上不對下」

許多民眾認為,武漢與湖北官員的「不作為」使得湖北沒能及時對疫情作出反應,錯過了時機。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多年來中国官場上缺乏監督,「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的風格在各級機構根深蒂固,這種情況下,官員的主動性與能動性都受到打擊。

武漢市長周先旺曾在接受採訪時承認,早期信息披露滯後的是因為需要得到「中央授權」。

斯坦福大學社會學教授周雪光指出,中国體制近年來愈發「剛性」,制度約束越來越多,官員自主能動性越來越小。

「這個剛性體制導致了兩個可能的問題:第一,自下而上的信息流通困難;第二,啟動應急對策的時間滯後,」他在與BBC中文的專訪中表示。

疫情變得一發不可收之際,1月20習近平作出回應,三天後,武漢封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2月3日召開的會議上,習近平提出,這次疫情是對中国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之後他接連撤換湖北及武漢的「一把手」官員,選擇自己信任的政法系統官員接替,以期更穩妥推進當地工作進行,緩解民怨。

但沒有權力的監督和制衡,僵化的體制很難得到結構性改變,新的問題只會層出不窮。湖北及武漢領導班子換血後,武漢「朝令夕改」的「出城令」顯示地方權力中空,管理混亂;中国副總理孫春蘭視察居民區時,住戶高喊「假的,全都是假的」,顯示民意的不滿仍然強烈;在習近平視察武漢當天,一篇講述最早向身邊人提醒異常的武漢醫生經歷的文章在中国被大肆封鎖,但網民們把文章翻譯成不同文字版本,甚至包括emoji與甲骨文,只為讓文章可以不斷傳播,顯示民眾對高壓管理體制的憤慨與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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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一個體育館改造成的方艙醫院,中国媒體宣傳說,最後一名病人出院後,工作人員對場地進行消殺。

疫情逐漸平穩後,習近平的公開發言顯示,這將又是一次記入中共歷史的「勝利」。在中共期刊《求是》披露的習近平於2月16日的內容中他指出,中共對這次疫情的「判斷是凖確的,各項工作部署是及時的,採取的舉措也是有效的」。

不可否認,舉国體制的行動力使得中国的隔離政策可以順利實施,對疫情中後期的防治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如果因此讓習近平領導的中共在加強管控的路上越走越遠,可能會帶來更加嚴重的災難。

周雪光稱,如果此次疫情導致的社會不滿情緒使得中共領導人得出要進一步加強管控體制的結論,將會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他對BBC表示,「若是不去仔細分析官僚體制的政治邏輯與民眾生存邏輯是否衝突的話,那就會導致巨大的災難。」

清華大學社會學家郭於華在此前與BBC的採訪中表示,因為權力缺乏制衡,目前的體制「很難有任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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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強化民族主義符號,使得華人在海外成為對外宣傳的犧牲品,成為武漢肺炎的代表者。」

 

突然倒下的大國形象

2018年3月2日, 記錄片《厲害了,我的国》在中国各大院線高調上映,受到熱議。 該片記錄了習近平於2012年上任以來,中国共產黨帶領中国所取得的成績。

在習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国夢」構想下,中国在經濟、国防、外交等各方面展開雄心勃勃的戰略計劃,包括涵蓋上百個国家和地區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對外宣稱「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力圖告訴世界,與中国拉進關係將促進世界進步。

但這些戰略在國際上備受質疑,比如可能導致債務危機,以及輸出威權意識等。武漢肺炎的全球蔓延,再次引發國際社會「恐中」的討論,甚至衍生出全球針對華人乃至亞裔人群的歧視。

武漢肺炎疫情在中国以外多國蔓延,亞洲的日本、韓國,歐洲的意大利,中東的伊朗近期都遭到重災。旅居海外的華人群體遭到排斥,在民粹主義浪潮的裹挾下中国人被等同於「病毒」,甚至「生物武器」。

1月底,韓國總統府青瓦台官方網站出現一則請願書,題為「請禁止中国人入境」,不到一個星期,請願書獲得超過53萬人聯署。在美國,有華裔因戴口罩而受到滋擾甚至毆打。在澳大利亞,一些華人孩童被同學稱「攜帶病毒受到欺凌」。在德國,有醫生拒絶給中国病人看病。

與中国大陸一河之隔的香港,也有餐廳張貼「不歡迎大陸客」的通知。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調查顯示,截至3月,這樣的店鋪超過上百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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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肯做「大國」,不敢承擔,海外華人都變成犧牲品

長期觀察中国社會運動的獨立政治學者吳強將這次由武漢肺炎帶來的排華現象,跟19世紀70年代華工在美國西部鐵路大開發中掀起的排華運動做比較。當時導致排華的導火索是痲瘋病和霍亂,而根源則與華工廉價的苦力形象和自我隔離的生活方式有關。

相比近年來,中国在非洲、南美等地的「一帶一路」項目仍然以華人聚集為主,沒有融入當地社會。而中国人吃甲魚等野生動物的習慣與當地飲食方式格格不入。吳強說,「這種自我隔離與1970年代沒有太大變化,是一種新苦力主義的形象。」

另外,中国在過去十年的對外宣傳中,不斷強化種族紐帶,給海外中国人一種與「祖国一刻不能分離」的刻板印象。吳強認為,在習近平治理下的中国,這種紐帶被加強。

「中国正在強化民族主義符號,使得華人在海外成為對外宣傳的犧牲品,成為武漢肺炎的代表者。」吳強說。

近幾個星期以來,官方報道的病例確診人數有所減少。為了重塑形象,宣傳攻勢隨之展開,力圖讓公眾認為防控措施快速有利,中国再次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付出「大国擔當」。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讚賞中国在防控方面採取的措施,稱這些措施「減慢了(病毒)向世界蔓延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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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宣傳伎倆諉過於人,失掉朋友,陷自己於孤立境地。

然而觀察者認為,國際社會並沒有對中国持非常正面的評價。熟悉東亞事務的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副研究員林泉忠對BBC說,「中國国已經被批評,這是借WHO總幹事之口,令大家相信中國国正在貢獻世界。」

《紐約時報》引述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亞洲部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稱,重塑形象似乎是「習近平為推卸責任,避免國際社會要求坦白事實的孤注一擲之舉」。

 

對中國的批評集中於當局在疫情爆發初期隱瞞病情,不僅不尊重一線醫生如李文亮等人的提醒,還以「發佈不實言論」之由對他們提出警示和訓誡,釀成病毒大範圍擴散的悲劇。暴露出中共體制缺乏信息透明的弊病。

林泉忠說,「疫情前期的掩蓋已經成為基本共識,如果中国官方繼續不承認事實,將跟世界的理解越走越遠,那麼中国要樹立抗疫有功的形象將越來越困難。」

疫情爆發已經令國際社會開始思考,是否與中国走得越近,得益越多。在台灣,國民黨背靠中国發展經濟的論述受到打擊。民意認為,民進黨防疫有功。同時,北京去年7月停止的大陸赴台灣自由行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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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泉忠說,「台灣社會開始思索,大陸遊客來不了了,台灣有沒有變得更差?假如沒有禁止大陸遊客,對台灣就一定是好事嗎?雖然這需要從長遠來思考,但是的確很多台灣人已經開始這樣想。」

他說,「不只是兩岸關係,疫情拖得越長,中国要重新推進與世界的關係,難度越大。不太樂觀的勢頭已經出現,是否會進一步惡化,要看疫情將如何發展,中国與外界的隔離會延續多久,以及擴大到何種程度。」

除此之外,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爆發還給中共當權者帶來了更大的壓力。《中国如何跳出貧困陷阱》一書的作者、密歇根大學政治學教授洪源遠在國際評論網站Project Syndicate上寫道,隨著疫情持續,中国經濟將繼續走衰,中国中小企業倒閉、工人失業,並且加劇通貨膨脹。

基於這些原因,洪源遠認為,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將不再會行之有效。她說,「已經很清楚,疫情爆發後,中國国的政治和治理方式將有所不同。習近平及其支持者堅持集權為德的神話已經破滅。」

吳強也贊同中共政權面臨嚴重危機。他說,「中国之前的戰略擴張會因為病毒帶來的內部危機而產生變化。在某種意義上講,大躍進式的擴張已經結束了。」

他認為,這種戰略收縮會持續8至10年,最不確定的因素是「定於一尊」的集權方式能維持多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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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習近平的統治下,新聞媒體受到越來越嚴格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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