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的運氣跟國運一樣的不幸，兩個父親不幸先後離世。我也忘記是父親先離開，還是外父先離去。總之，同在這一年差不多時間先後離去。
香港電影業亦在這一年，因北京出現血腥事件之後，一落千丈。當我從越南奔喪後回香港，之前構思好的劇本，通通都要停頓。當年電腦還不盛行，所以一個一個「資料夾」成為案頭的擺設。
就在這個時候，接到從臺灣打來的電話，要我過去臺灣出任臺灣版《號外》城市雜誌的總編輯。香港《號外》的臺灣版權給當地猛人邱復生買了，在臺灣出版了一期，由於反應不好，邱復生的面子自然很難看。
邱復生的名字，在臺灣幾乎無人不曉，在香港也響當當。1970年代，香港無線電視的所有劇集全由他代理，同時也有投資香港電影工業。
面對著香港電影的不明朗前景，若繼續等的話，不知道等到幾時。當時的情況確實很壞，壞到行家碰面只會搖頭哀聲嘆氣，大家都將電影的衰退歸咎於盜版的猖蹶。其實，一個行業的滑落，必然有許多原因。既然眼前情況不妙，大家只能尋找新的出路。而我較幸運，在這個惡劣環境下，竟有人向我招手。
不過，我也不是立即的答應，反而思前想後了好幾日。最重要的是自己念念不忘「拍電影」。入電影行日子雖然很短，只有幾年光景，還不曾正式操刀的導演一齣影片，若我或暫時離開電影界，重作馮婦的走回文化界，這幾年的努力豈不是白費？我在想，雖然電影行業暫時出現困難，當好景再來時，我卻在臺北當編輯，豈不是錯失良機？此外，臺灣學者多如牛毛，兩地彼此文化不同，我如何駕馭？
無論我自己提出多少問題，都只是為了不想離棄電影行業，希望在這個行業有點作為。但，想到邱復生在電影行舉足輕重的人，若我不接受聘任，豈不是開罪了一位猛人？
於是，1990年正式出任《號外》城市雜誌的臺灣版總編輯。然而，在臺北工作時，無時無刻都惦念電影，尤其每有朋友來臺北時，我都不放過的追問他們：「香港的電影市道最近怎樣？」、「香港電影有沒有機會復甦」，得到的答覆都是無可奈何。
1991年返回香港後，感到很沮喪，香港的電影業已經變得面目全非。難道香港電影工業就是葬送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正惆悵之際，接到《新報》副老總張毅成的電話，他說正要將《新報》的副刊革新，讓副刊變得緊貼潮流的脈搏走，於是由我來出任編輯。既然面前滂沱大雨，暫時借屋簷來避雨算是明智之舉吧。然而，不到半年，我便辭職。雖然電影未復甦，但20集的電視卻成為當時的製作主流，於是便轉向這方面工作。
雖然同是以影像來放映，但電視劇始終沒有電影的那種優勢，就好像電單車和單車，電影就是電單車，我願意踩單車只因希望保持「活動影像」的創作力和製作經驗，可在將來電影業這輛電單車弄好後，我可以繼續駕馭它。
我仍然要粉墨登場，飾「殺手。」
1994年，當爾冬陞導演的《新不了情》上畫，票房很不錯，尤其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賣座奇佳，令香港電影的投資者眼前一亮，開始蠢蠢欲動。其中一位投資者馬天耀，將我很久以前給他的劇本原名《案中案》從櫳底找出來，改名《強姦案中案》，要我在兩個星期之內把它拍完。於是，我便執導這齣電影，在當時市道低迷的環境下，賣坐還算不過不失，對自己而言，可說有個交代。尤其當拿著兩本厚厚的《電影導演大全》時，揭開裡面，我佔了一頁。
爾冬陞的《新不了情》雖然賣座很好，可惜的只是一場虛火，未能將電影業起死回生，而電影製作好像已經過了夕陽而進入黑夜。那一年的平安夜，愁眉不展之際，我的「傳呼機」響起來，一看，原來是《明報周刊》的社長龍景昌叫我盡快和他聯絡。
1995年，正式與電影製作道別……
道而不別……
前天才剪接最新拍攝的舞台劇《戀戀大澳》、《閱讀的女人》、《屠夫義工》的宣傳片，還有一齣《好歌獻給你》在製作中。
(侯思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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