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沒有終章，只有明白，才會感動。
1997年何鳳山辭世，女兒何曼禮在訃文中提到父親救猶太友人Rosenbergs一事。一個為猶太人歷史辦展覽的陌生人致電何曼禮，問她知否父親共救了多少猶太人，她因為答不出來，下決心追查父親救猶太人的故事。
「我父親這段歷史已埋沒六十多年，他寫七百頁回憶錄《外交生涯四十年》只有約八十個字提到救猶太人的歷史，具體沒怎麼講，在世時沒跟我們怎麼講，我是靠訪問猶太人後代，而且還得去找，這件事是沒有像舒特拉的名單在裏頭的。」
她把父親當年寫回憶錄時候的錄音，全都聽罷，有一句相關內容是書裏沒有的，「這些簽證名義上是到上海，其實是可以（再透過申請過境簽證）到其他地方去。」她追尋被救猶太人的下落，採訪接觸過五至二十個上海簽證持有人或家屬，當年都是到了不同地方。
透過華盛頓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的協助，何曼禮接觸的第一個猶太倖存者，是居於加拿大的Eric Goldstaub。他當年在維也納跑遍五十個大使館，都被拒絕，跑到第五十一個，是中國總領事館，領事問他：「你要多少個簽證。」他把全家人的數目報上去：「20個。」領事說：「把所有護照拿來，我全給你簽。」
當年猶太人如何知道有中國上海，何曼禮接觸過上海猶太倖存者，「我第一句話就問：『你們歐洲那時候怎知道有中國上海？』他們根本沒聽過也不知道，只是從維也納聽到謠傳，聽說有上海這個地方。」納粹德國排猶，最初是要把猶太人趕走，到最後，就是要殲滅整個民族。其實上海簽證是當時逃離納粹魔掌的救命符，「因為我們父親在維也納做的事情，其他地方的猶太人也去上海，其實，當時上海是不需要簽證的避難所。上海這個名字，很快從維也納傳到德國、傳到捷克等地。估計一萬八千個到了上海的猶太人，四、五千是從奧地利去的。」
何鳳山1901年生於河南益陽，自小在信義小學、信義中學讀書，並進入外國人開辦的雅禮大學（College of Yale-in-China），在大學修習過德文，後來在德國慕尼黑明興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他上任駐維也納總領事後，適值中德關係轉變。何曼禮說，當時國民政府跟德國買很多武器，時任財政部長孔祥熙1938年6月又來德國買武器，誰知德國人不賣，這才知道中德關係逆轉，急派外交部陳介到德國來挽救關係。但陳介跑到德國，希特拉不見，連提國書都不安排。
「陳介在柏林，他看到維也納的總領事館大批大批發簽證給猶太人，急到不得了，打電話給我父親，說要停止，不然的話，他怕希特拉看你在大批幫猶太人，這就更糟糕了。」
何鳳山抗命向猶太人發簽證這說法，何曼禮是這樣想的，「你知道嗎，最困難的問題就是有一個人為甚麼做好事、做善事？這是很難回答的。我想父親是憑良心，父親這一代人，認為中國已經被欺負一百年，所以他對這些被欺侮的人很有同情心，他一輩子都是忍受不了這種欺侮，那別人被欺侮他也會反應，對嗎？」她整理資料，父親還有幾句關於救猶太人的說話：「『看到猶太人的噩運，深感同情是很自然的，幫助他們也是應當的。』我認為他這句話就可以解釋他為甚麼抗命。」
面對別人的危難，冷漠最容易解決事情，不冷漠是要付代價的。冷漠的人可以振振有詞，不冷漠的人有時百辭莫辯。為甚麼冷漠，為甚麼不冷漠，做一個怎樣的人，活一個怎樣的世界？
「在這黑暗亂世，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選擇，看你怎樣選，你可以逃出去，你可以站在旁邊看，父親的選擇是來幫忙。所以，他們著名猶太人有一個句說話，講人類最大的成就是：『To be human in the face of inhumanity』，以人道應對不人道的處境。」何曼禮認為，不管父親所發上海簽證數目是100、1000還是10000，最重要是，能令人活下去，救一個人，就救了一個世界。
大時代裏的外交官，見過羅斯福，會過邱吉爾，然後國民黨在世界政治舞台蛻變。跟着父親外交生涯成長的何曼禮，住過埃及、波利維亞、墨西哥及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她決心不會當一個代表任何政府的外交官。追尋父親與猶太人的事迹，了解一段中西歷史，十八年了，她仍在問仍在寫，希望明年可以成書，「你必須成熟到一個地步，才能掌握好。」
歷史沒有終章，只有明白，才會感動。
全文完
重拾過去的認知 走向嶄新的時代 尋覓歷史的靈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