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那一年拍電影的日子 (I)

在自己的相簿發現這張拍於1982年的相片, 站在左後方的是岑建勳,臺灣人稱他「卷毛」。貼在我後面櫃上,寫上 “Wanted” 的那三幅相片,相中人是梁耀忠,當年是我的記者,現貴為香港立法會議員。當時我在同屬一個機構,擔任兩個職位,一個是《號外》的副總編輯,總編是岑建勳,執行編輯是劉天蘭。我的另一個職位是 Metropolitan News Weekly 的執行編輯。其實,當時我還是亞洲電視的綜合性節目的編劇。

一身兼三職,累透了?

不!完全不覺得累,還覺得越累越勇、越累越痛快。當然不是為了收入,而是有著一種超人的自戀。

1984年,我進入電影界。在香港讀書時,已經對電影產生很大的興趣,希望將來能當一個導演。後來打工儲夠錢,買了一部8MM的電影機,到處拍攝。當時的菲林很貴,一卷3分鐘連沖費要16元港幣。把沖出的菲林,在晚上躲在房間剪。其中一齣長30分鐘的紀錄片《動盪的香港1974》,於1996年成為「香港電影資料館」的收藏品。而我這部作品於2011年在泰國舉行的實驗電影展時,被選為其中一部觀摩影片。

1990年代 拍戲2

1994年編導一齣電影《強姦案中案》,徐曼華是這齣電影的女主角。

由底層開始

那一年,我進入電影界時已經是35歲,應該是超齡了。但我對電影工業一竅不通,我必須由製片部(Production)開始工作。當時我的上司製片經理 (Production Manager) 是一位28歲的女子,她叫鍾珍。鍾珍現在是歌影星陳慧琳的經理人。我作為曾經是一個傳媒機構的老總,竟讓一個比自己年輕很多年的女子來指揮,對其他人來說可能是很不好受,但我反而和她很合得來,我既無自卑心,她也不傲慢。和她合作了我的第一部電影《等待黎明》之後,便分道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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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珍,曾是我的上司,她於1990年出席臺灣電影金馬獎時,也來到臺北仁愛路,出席《號外》的 street party。

電影工作是以「部頭」計,工作人員只是短期合約,通常是三個月為期限,工作日是40日。即3個月之內工作40日,超過40日,就要補貼薪金;若超過三3個月,但未夠40日,也要重新再定合約。一般來說,幾乎所有電影都會在「3個月40日」之內完成所有製作。若不能完成,責任在製片,因為由開始出預算 (budget) 到安排工作日程,都是由製片一手制定。所以,我能夠由助理製片開始學起,是最好的選擇。至少我能夠認識了電影工業的製造過程及其脈絡。

當我做完《等待黎明》之後,鍾珍同時接了兩部電影,一部是徐克的《刀馬旦》,另一齣是《生死線》。她衡量過之後,讓我去拍《生死線》,也因為能獨當一面擔任這齣電影的製片工作,令我更有自信的再上一層樓。

其後,鍾珍再接得另一齣片子《殭屍返生》,她不讓我在這齣片擔任製片工作,要我轉去導演組出任第二副導兼協助寫劇本。對我來說,無疑又是另一個新的挑戰。

拍一齣完了又一齣,幾乎每年接3至4部電影。由於是屬「部頭」,每接一部片,就認識多一班新朋友,所以在電影圈中工作多年,跟在傳媒工作時所認識的朋友,數量上可以說是以日俱增,因而讓我在香港有了不少好朋友。

在我退休而又年過花甲後,也獲朋友器重而可在戲劇界發展。很是感恩!   (侯思傑)

1990年代 拍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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