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傳奇

 

1975-5
1975年出現一齣由史堤芬史匹堡導演的《大白鯊》(Jaws)改變了傳統電影的生態;1975年是婦女長久以來爭取應有權利而獲得肯定的一年; 1975年是亞洲某些大小國家自絕於世界文明,令整個民族的民智退化至少50年的一年。

上個星期四的聚會,基炳兄跟定權兄談到當年兩人在銅鑼灣紐約戲院碰面,那是1975年。基炳說,那個時候是他最「霉」的時候,而定權回應也說,當時他正失業。

1975年正是香港總督麥理浩主政的年代,他在1974年將香港充斥蛇蟲鼠蟻的爛透行為扭轉過來,成立享譽世界的「廉政公署」(ICAC),把香港醜惡的貪婪害群者徹底清洗,令香港步進富裕的道途。但,為甚麼基炳會說那個時候他是最「霉」,而定權兄又怎會在那個時候失業呢?

在詢問下才知道,基炳兄的「霉」是有原因,只是定權兄說他當時「失業」,我猜或許試圖淡化基炳的「霉」吧。

無論怎樣,我倒對1975年這個年份很感興趣,也來說這一年。

關於越南在1975年所發生的事,大家都很清楚了,毋庸我鋪敘。

那一年的聖誕節期間,我在中環娛樂戲院碰上一位10年沒見面的阿偉。阿偉姓包,是我們居住在和平街市的鄰居,他比我年長三幾年,在越南跟基炳兄一樣主修法文,副修英文。他來港比我早幾個月。1965至1966年,我們經常去尖沙嘴的總統酒店地牢那間夜總會firecracker,及重慶大廈的Bayside跳舞。前者有樂隊`The Blue Stars坐鎮,後者有泰迪羅賓和許冠傑輪流演唱。到後期,阿偉很少與我們一齊落club玩,一個月不會超過兩次。他不是所謂「孤寒」的那一類人,也不是厭倦跳舞,只因他當時已經有了一份好工,在BNP法國銀行工作,也因為他能說及寫流暢的法文,所以,當我在1975年再遇見他時,他一身中環精英的打扮,原來他已經是法國銀行的經理級以上的管理層人員了,而我當時只是個「廠佬」。可是,自那次見過面之後到今天,事隔40年都沒碰過面,也不知他現時在那裡,或許在巴黎也說不定。

基炳兄也精通法文,在香港一家用法語機構工作。1975年,印支換旗,基炳也被迫換老闆,在找到新老闆之前,他是無業者。當時他是在柬埔寨駐港的一個機構工作。

因此,基炳兄對定權兄說那一年是他最「霉」後,旋即卻對我說,若當時遇著我那就好了,至少我會介紹他到《明報周刊》工作。

其實,那一年的上半年,我仍「不務正業」。當時已經知道美國放棄印支半島,共軍藉機南下,我便帶備所有攝影器材,包括8MM電影攝影機過去西貢,等待拍攝歷史的一刻。然而,敵不過母親的「哀求」,在換旗前幾日回港 (關於這點,之前我有記述過,在此不贅了)。

回港之後,繼續我的零散工作,如寫稿、攝影、拍廣告等,沒固定的收入,視乎該月的project多定少。到了八月,太太懷孕了,對我而言又是另一個轉捩點,我須要有一份固定的職業,不可能這個月有奶粉,下個月一罐都冇。正在苦惱之際, 好朋友黃仁達打電話給我說,他的女朋友那家塑膠電鍍廠須要一位廠長,問我是否有興趣,我立即「咧飯應」。我就這樣成為「廠佬」了好幾年。

1970年認識黃仁達,他是在河內出世,而我是在西貢出世,無疑是「死對頭」,只因彼此有共同的信念而走在一起,他現居台北。前天回港探望親友,我們也相約這兩天相聚在舊碼頭餐廳晚飯。

到了1980年代,傳播事業開始見前景,於是轉投《電影雙周刊》任執行編輯,開始我的另一個新里程,而這個里程也是我一直的夢想。

當基炳說他那年很「霉」,我沒追問後來出現怎樣的轉變。既然40年之後,大家都能坐在一起,享受一頓豐富的下午茶,已經道出了過去的顛沛流離,早已換回今天滿載愉快的生活。這,就是人生!

1975年對我們和上下兩代人來說,確實有說不完的物語。你的呢?

(侯思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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