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傳奇

上個星期四的聚會，基炳兄跟定權兄談到當年兩人在銅鑼灣紐約戲院碰面，那是1975年。基炳說，那個時候是他最「霉」的時候，而定權回應也說，當時他正失業。

1975年正是香港總督麥理浩主政的年代，他在1974年將香港充斥蛇蟲鼠蟻的爛透行為扭轉過來，成立享譽世界的「廉政公署」(ICAC)，把香港醜惡的貪婪害群者徹底清洗，令香港步進富裕的道途。但，為甚麼基炳會說那個時候他是最「霉」，而定權兄又怎會在那個時候失業呢？

在詢問下才知道，基炳兄的「霉」是有原因，只是定權兄說他當時「失業」，我猜或許試圖淡化基炳的「霉」吧。

無論怎樣，我倒對1975年這個年份很感興趣，也來說這一年。

關於越南在1975年所發生的事，大家都很清楚了，毋庸我鋪敘。

那一年的聖誕節期間，我在中環娛樂戲院碰上一位10年沒見面的阿偉。阿偉姓包，是我們居住在和平街市的鄰居，他比我年長三幾年，在越南跟基炳兄一樣主修法文，副修英文。他來港比我早幾個月。1965至1966年，我們經常去尖沙嘴的總統酒店地牢那間夜總會firecracker，及重慶大廈的Bayside跳舞。前者有樂隊`The Blue Stars坐鎮，後者有泰迪羅賓和許冠傑輪流演唱。到後期，阿偉很少與我們一齊落club玩，一個月不會超過兩次。他不是所謂「孤寒」的那一類人，也不是厭倦跳舞，只因他當時已經有了一份好工，在BNP法國銀行工作，也因為他能說及寫流暢的法文，所以，當我在1975年再遇見他時，他一身中環精英的打扮，原來他已經是法國銀行的經理級以上的管理層人員了，而我當時只是個「廠佬」。可是，自那次見過面之後到今天，事隔40年都沒碰過面，也不知他現時在那裡，或許在巴黎也說不定。

基炳兄也精通法文，在香港一家用法語機構工作。1975年，印支換旗，基炳也被迫換老闆，在找到新老闆之前，他是無業者。當時他是在柬埔寨駐港的一個機構工作。

因此，基炳兄對定權兄說那一年是他最「霉」後，旋即卻對我說，若當時遇著我那就好了，至少我會介紹他到《明報周刊》工作。

其實，那一年的上半年，我仍「不務正業」。當時已經知道美國放棄印支半島，共軍藉機南下，我便帶備所有攝影器材，包括8MM電影攝影機過去西貢，等待拍攝歷史的一刻。然而，敵不過母親的「哀求」，在換旗前幾日回港 (關於這點，之前我有記述過，在此不贅了)。

回港之後，繼續我的零散工作，如寫稿、攝影、拍廣告等，沒固定的收入，視乎該月的project多定少。到了八月，太太懷孕了，對我而言又是另一個轉捩點，我須要有一份固定的職業，不可能這個月有奶粉，下個月一罐都冇。正在苦惱之際， 好朋友黃仁達打電話給我說，他的女朋友那家塑膠電鍍廠須要一位廠長，問我是否有興趣，我立即「咧飯應」。我就這樣成為「廠佬」了好幾年。

1970年認識黃仁達，他是在河內出世，而我是在西貢出世，無疑是「死對頭」，只因彼此有共同的信念而走在一起，他現居台北。前天回港探望親友，我們也相約這兩天相聚在舊碼頭餐廳晚飯。

到了1980年代，傳播事業開始見前景，於是轉投《電影雙周刊》任執行編輯，開始我的另一個新里程，而這個里程也是我一直的夢想。

當基炳說他那年很「霉」，我沒追問後來出現怎樣的轉變。既然40年之後，大家都能坐在一起，享受一頓豐富的下午茶，已經道出了過去的顛沛流離，早已換回今天滿載愉快的生活。這，就是人生！

1975年對我們和上下兩代人來說，確實有說不完的物語。你的呢？

(侯思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