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的路,留下的痕跡 (台灣篇) III

在台灣《號外》工作期間,每個月我都要回香港五天。由於從印刷釘裝到發行,須要五天時間,我選擇在付印的當天回香港,在發行當日便回台北。

在第二期付印前一天,我約了一位剛認識的年輕女性朋友見面。她姓蓋,名字叫小芸,大家卻喚她小蓋。小蓋在台大畢業之後便去廣告公司工作,當時她才二十六、七歲,漂亮且活潑,家境富裕,所以年紀輕輕的她便駕駛一輛Honda Accord。

約會小蓋是因為她曾去過歐洲,且特別喜歡法國和西班牙,同時她很欣賞香港的廣告創作,經常來香港吸收創作經驗。當時台灣的廣告宣傳仍停留在舊式硬銷(hard sell) 的年代,比香港落後至少20年。不過,我對她喜歡法國和西班牙卻感到驚奇,原因是這兩個國家的人,無論性格或習慣都處於兩極,法國人愛好享樂,西班牙人愛冒險。

兩小時的傾談,發現小蓋在創作上很想作新的嚐試,只是上司和客戶很保守,或許這是島民的心態吧。當她駕車載我回家時,她在車上問我有否讀過《菜根譚》。我答她說讀過,但已經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她說他很喜歡讀這本書。我問為甚麼後,她大笑的說「很有哲理啊!」我說中國人的哲理永遠都是淡薄名利,心靜無欲,在農業社會還可以,但工業革命已經過百年了,還持這一套只會窒礙前途。

她聽了我說之後只管笑,接著她又問我有否看過柏楊寫的《醜陋的中國人》。我說這本書怎能不看?我反問她「難道你沒看過嗎」?她笑說「我喜歡魯迅」。我聽了之後大笑的說「你,真有意思」。在笑聲中,車子已經抵達住處樓下。

hw1a回想明天付印自己主編的雜誌,沒啥看頭,連續兩期都完全沒《號外》的風格,而「每月企劃」(香港稱「每月專題」)完全觸不著台北城市的動感,枉我在這兩個月來與各方接觸,如此下去只會貽笑大方。

看到放在書桌上的一本雜誌《薇薇》,打開來看,雜誌內容跟香港的《姊妹》很相似,尤其放在最後那「某夫人信箱」,內容盡是女性的問題,例如「月經來時是否可而行房」之類的白癡問題。

這些白癡問題倒給我找到缺口,給台灣出版界一個震撼,讓《號外》尖酸刻薄的頑童回歸。

我立即打電話給執行編輯張芳玲,我對她說,無論怎樣也得抽出兩版給我來處理《薇薇》的白癡信箱。我把《薇薇》刊登的甚麼月經、甚麼第三者之類的文章,用粗筆圈起來,以特大的字作標題書:「集合《號外》眾編輯和所有作者都無法構思出這樣的文章,《號外》向《薇薇》姊妹致敬!」

出版的當天黃昏,我返抵台北,回到住處,電話響過不停,其中一位是我們的「文化版」編輯林翠珊,她很興奮的對我說「總編,很多朋友都打電話給我說,如果要他們寫稿,就儘管吩咐!」

過了半過月,老闆邱復生的秘書拿了一封信來給我。這封信原來是《薇薇》的社長寫來投訴說,我作這樣的事幾乎是台灣首次發生,而秘書說邱老闆著我自行去處理。我打電話給對方說翌日拜訪他,當我來到,他很有風度的以茶點招待我,我們兩人很開心的談了一個多小時,我答應他會在我們的雜誌刊登一段道歉啟事。這就是《自立晚報》刊登的「我在台灣,寫下這輩子第一個道歉啟示」的原因了。

2016-07-06 (1)

(侯思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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