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的路，留下的痕跡 (台灣篇) III

在台灣《號外》工作期間，每個月我都要回香港五天。由於從印刷釘裝到發行，須要五天時間，我選擇在付印的當天回香港，在發行當日便回台北。

在第二期付印前一天，我約了一位剛認識的年輕女性朋友見面。她姓蓋，名字叫小芸，大家卻喚她小蓋。小蓋在台大畢業之後便去廣告公司工作，當時她才二十六、七歲，漂亮且活潑，家境富裕，所以年紀輕輕的她便駕駛一輛Honda Accord。

約會小蓋是因為她曾去過歐洲，且特別喜歡法國和西班牙，同時她很欣賞香港的廣告創作，經常來香港吸收創作經驗。當時台灣的廣告宣傳仍停留在舊式硬銷(hard sell) 的年代，比香港落後至少20年。不過，我對她喜歡法國和西班牙卻感到驚奇，原因是這兩個國家的人，無論性格或習慣都處於兩極，法國人愛好享樂，西班牙人愛冒險。

兩小時的傾談，發現小蓋在創作上很想作新的嚐試，只是上司和客戶很保守，或許這是島民的心態吧。當她駕車載我回家時，她在車上問我有否讀過《菜根譚》。我答她說讀過，但已經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她說他很喜歡讀這本書。我問為甚麼後，她大笑的說「很有哲理啊！」我說中國人的哲理永遠都是淡薄名利，心靜無欲，在農業社會還可以，但工業革命已經過百年了，還持這一套只會窒礙前途。

她聽了我說之後只管笑，接著她又問我有否看過柏楊寫的《醜陋的中國人》。我說這本書怎能不看？我反問她「難道你沒看過嗎」？她笑說「我喜歡魯迅」。我聽了之後大笑的說「你，真有意思」。在笑聲中，車子已經抵達住處樓下。

回想明天付印自己主編的雜誌，沒啥看頭，連續兩期都完全沒《號外》的風格，而「每月企劃」(香港稱「每月專題」)完全觸不著台北城市的動感，枉我在這兩個月來與各方接觸，如此下去只會貽笑大方。

看到放在書桌上的一本雜誌《薇薇》，打開來看，雜誌內容跟香港的《姊妹》很相似，尤其放在最後那「某夫人信箱」，內容盡是女性的問題，例如「月經來時是否可而行房」之類的白癡問題。

這些白癡問題倒給我找到缺口，給台灣出版界一個震撼，讓《號外》尖酸刻薄的頑童回歸。

我立即打電話給執行編輯張芳玲，我對她說，無論怎樣也得抽出兩版給我來處理《薇薇》的白癡信箱。我把《薇薇》刊登的甚麼月經、甚麼第三者之類的文章，用粗筆圈起來，以特大的字作標題書：「集合《號外》眾編輯和所有作者都無法構思出這樣的文章，《號外》向《薇薇》姊妹致敬！」

出版的當天黃昏，我返抵台北，回到住處，電話響過不停，其中一位是我們的「文化版」編輯林翠珊，她很興奮的對我說「總編，很多朋友都打電話給我說，如果要他們寫稿，就儘管吩咐！」

過了半過月，老闆邱復生的秘書拿了一封信來給我。這封信原來是《薇薇》的社長寫來投訴說，我作這樣的事幾乎是台灣首次發生，而秘書說邱老闆著我自行去處理。我打電話給對方說翌日拜訪他，當我來到，他很有風度的以茶點招待我，我們兩人很開心的談了一個多小時，我答應他會在我們的雜誌刊登一段道歉啟事。這就是《自立晚報》刊登的「我在台灣，寫下這輩子第一個道歉啟示」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