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的路，留下的痕跡 (台灣篇) II

我辭去台灣《號外》的工作之後，返回香港不久，在黃大仙區碰到很久沒見面的同學江敬宏，我們於是走進附近的茶室聊天。談到最近忙啥時，我對他說剛從台灣回來。他問我有沒有去拜訪校長。我很詫異的問「校長在台灣嗎？」他聽了也感到愕然的反問我「你不知道嗎？」

唉，原來廿年來，我一直和同學校友失掉聯絡，所以完全不知道校長和老師的近況。接著敬宏深情的說，「如果你去拜訪校長，他知道你在台灣當總編輯，他老人家一定很開心。」

當年，台灣的朋友叫street party為「調調兒」，我不欣賞這樣的名稱，為甚麼不斬釘截鐵呢？《號外》唯有獨家堅持叫“street party”。經過二十多年的演進，今天的台灣人不但叫“street party”，還搞了許多不同的street party。然而不會有人再記得或知道最初搞手是誰，不過先行者亦不介意被遺忘，只要有人不斷的接「棒」，把一個流行文化的「棒」傳承下去，便感到心滿意足。

正如台灣人讚賞別人時，都稱「很棒」、「好棒」。這個「棒」怎樣說也不是讚嘆的意思，所謂「當頭棒喝」就是例子。「棒」只有台灣人才用，其他如大陸和香港、澳門等地方，不會有人用上這個「棒」字。

那麼，「棒」究竟是怎樣來的呢？

今天問台灣人，很多都答不上。

這個「棒」字原來伴著悲憤的淚水而來。

怎樣的悲憤，容我先賣個關子。

當我來到台北，坐進《號外》的辦公室才一個月，當地報紙《民生報》刊登了一篇特稿歡迎我，內容主要是說，《號外》換了總編又如何，還不是一個模樣，不會有甚麼新點子。

滿腹點子，只看我怎樣發揮出來而已。其實也很難怪《民生報》給我的譏諷，因為我來到之後，為了保持出書恆常性，免別人以為《號外》已停刊，第一期書的審閱稿件便由我的執行編輯張芳玲處理，所有編輯責任卻由我來承擔。

一個月以來，我到處跟相識和還未相識的朋友聚頭，既是「初到貴境」的禮貌性拜會，也是從他們那兒多了解台灣的狀況，將台灣本土的特性與《號外》的編輯態度連接，從而保持雜誌的風格。

此外，老闆邱復生為了讓更能掌握台灣的情況，他給我兩位顧問。一位是女作家黃碧雲，另一位是電影導演陳國富。我和陳國富之前雖未見過面，但很快便熟絡，無所不談，畢竟彼此都是電影人，而且他給我很大的幫助。直到今天，陳國富還站在電影最前線，製作很多部出色的電影，如兩個月前的一齣黑色喜劇、或叫作「黑色幽默」的《火鍋英雄》，就是由他監製。(若想知道黑色的甚麼，不妨參考這齣由台灣的陳國富監製，中國大陸拍攝的電影《火鍋英雄》。)

另一位顧問黃碧雲，她對旅遊較有興趣，她建議我多給讀者提供資訊性的旅遊，教讀者怎樣去旅遊，同時還要有「星座」。若按這樣的編輯方針，並非《號外》的風格，我斷然拒絕。我的理由是《號外》的讀者知識水平很高，而且是富裕的「雅痞」(香港稱「優皮」Yuppies “young urban professional” ) ，他們有自己的旅遊興致而無須指點。不過，我反而對她提出「星座」很有興趣，我不是用來指點迷津，而是將它變成有趣的玩意。

究竟是怎樣的有趣玩意呢？

請容許我賣多一個關子，至於先前的關子是「你好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