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的路，留下的痕跡(台灣篇) I

(玩了「面書」很多年，由於最近忙著新工作，新聞也沒時間作具體的關注，只靠whatsapp的幾個群眾如《剪報》、《音樂》、《飲食》……等來分享資訊。完成第一階段的工作後，人輕鬆了，加入校友Bohen設立的「面書」玩，樂也！也拜雲妮激發所賜，寫下這篇文的「一」，而二、三、四……陸續有來。)

26年前，也就是4份之一世紀前，亦即是1990年，台灣富商邱復生購買了香港《號外》城市雜誌的版權，出版台灣版《號外》。搞了大半年，出版前雷聲很大，出版後雨點小，反應很差，邱老闆立即剎車，暫停出版，以韜光養晦，潛龍勿用。

而我，當時正處於多事之秋，在89.64一片愁雲慘霧下，策劃的電影《喋血江湖》幾經困難才完成，接著又得趕往越南奔父喪。返回香港後，新的電影計劃仍未有著落，反而台灣《號外》向我招手，找我出任《號外》台灣版的總編輯。

《號外》用國語音讀，變成英文音的 How Why。

How come？Why me？

究竟去好還是留港繼續發展電影工作好呢？我掙扎了很多天，既然前面已有人失敗而停刊，而當地又人才濟濟，我有甚麼本事能將雜誌起死回生？何況在過去我所吸收的許多知識，多是來自台灣的出版社如「新潮」、「水牛」等文庫！

最後我作出了「去」的決定。作這個決定絕對不是想起甚麼「誓要去，入刀山，浩氣壯，過千關……」的肉麻輕浮做作，而是帶著一份驕傲的心態，玩盡潮流般的玩盡無止境的荒誕，要將香港獨有的創意文化投入一個肩負五千年文化的保守社會。

行嗎？改變一個社會的文化，非用上十幾廿年以上光陰不可，你算是老幾？

我不算老幾，只想是一份催化劑！

來到台灣，踏入辦公室，開始工作，原來一天24小時是很不夠用。既要面對複雜的內部人事問題、也要約會相識和還未相識，卻早已知道他們名字的朋友相聚交流、參看報章及其他刊物、閱讀讀者的信件以了解他們的興趣……等等。一個月之後，我找到了編輯的方向。出版第二期，我伙同台灣最屌(台灣語，即很勁人物) 的建築師登琨豔，搞了一個街頭派對，每逢星期五黃昏時分，各自帶備酒水，去到台北市仁愛路，「誠品書店」外一個行人路上的花壇，在那裡聚會。你飲我的酒，我喝你的水；你吃我的芝士，我食你的水果，無拘無束談天說地。最初參加的人很少，經過我們在《號外》宣傳，報紙和電視台也來跟進報導，這個活動便變成一個新的族群和新的時尚，因而令參與的人越來越多，仁愛路street party 就變成台北知識文化界的新泡點。

出版了第三期，當地傳媒，包括軍方的《勝利》雜誌，都派記者來訪問我。所有訪問都出了街，偏偏《勝利》雜誌的訪問沒刊登出來。半年之後，在 street party，遇見訪問我的《勝利》女記者，她歉疚的告訴我說，其實那次訪問是上頭要她去造，她也覺得很奇怪，為甚麼要作一個與軍方月刊的編輯內容全無關連的訪問？訪問之後，老總不用她寫，只是要她作系統的報告。那個時候她才知道，上頭只想知道我這個總編的腦袋究竟裝的是甚麼東西。

當時台灣雖然解除了報禁，但政治上仍很保守，特別是國民黨仍在執政。遇上了我這個雖然在越南出世，在小學讀的是「三民文庫」出版的書本，來到香港後，像香港所有人一樣，由「鬼婆教育兼湊大」，知道甚麼是自由。

「自由」兩字，可以理解是政治議題，因為有人說「沒自由，毋寧死」；我和很多很多香港人一樣，視「自由」為生活的一部份。若沒有自由，我不能暢所欲言，不能有創作的自由，我不能隨處活動及結社交友；而香港不能隨便寫劇本，不能隨便拍電影，在這樣的環境下，香港不可能是「東方的荷李活」，所有文化事業都會窒息，而香港人只能像鼠輩般躲在暗角或地下的洞穴過著暗無天日的日子。可幸，我們的社會、我們的生活都是在陽光下活動，連一頭牛也能活得開心，因為大家都珍惜前人的奮鬥，犧牲生命來為我們爭取得來的自由，也因為這樣，我們才不會虛度父母所賜予的生命。 (侯思傑)